杨慎的人生遭遇
一、才子加流氓
自隋代开始的科举考试制度形成以来,到唐代,“殿试”已经成为科考最后环节的惯例。如武则天皇帝亲自主持“策问”,名次最高者位居候考者队列最前,是为“状头”,即“状元”。元者,始也,首也。长达千年的科举考试,产生了众多状元。由于不同时代以及皇帝的不同需求和兴趣偏好,“状元”群体在中国历史上的表现亦是千姿百态。如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年)辛未科的状元冯涓(阆中人),就说不上有何作为;被誉为“巴渝第一状元”的宋徽宗宣和六年(1124年)恩科状元冯时行(巴县人),也难说得上在中国文化史或政治史领域有多大贡献;成都人文允中,系元朝至正十一年(1351年)左榜状元。“左榜”者,是元代特有的蒙古人与汉人“双状元制”产物。他虽获授翰林国史院修撰,却落得个史籍“生卒年不详”的待遇,可见并无特异之处。因此,明代新都籍状元杨慎,就值得特别关注。
杨慎(1488—1559)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诸多创造性贡献,被多个学科所重视,而在大众层面也因为其名作《临江仙》,广为人知。正德六年(1511年),24岁的杨慎高中状元并授翰林修撰。读卷官李东阳、刘忠、杨一清相与称道其文笔“海涵地负,大放厥词”,可见其才气横溢,文笔纵横,眼界胸怀超乎常人,是个典型的才子,即如《明史》本传所说的“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第一”。他于诗文之外,有“杂著至一百余种,并行于世”。拙文所谓“流氓”,是说杨慎中状元进入翰林院后,常在北京城大街上化装微服,同那些官宦子弟们一起弹琴歌舞,在青楼通宵达旦狂欢。连宰辅李东阳也以“恩主”身份出面劝说他:“公子何必躬亲丝竹”。在云南时,他梳女性发式,脸上涂抹脂粉,头插鲜花,招摇过市。晚明时期沈自徽的杂剧《杨升庵诗酒簪花髻》所展示的,就是杨慎人生的一个真实方面。明代著名画家陈洪绶(老莲)名画《杨升庵簪花图》(1637年作),表现的是杨慎醉酒蹒跚,脸上涂白粉,头插鲜花,学生们抬着他,又有两个女伎随后,游走于街市。题款为:“杨升庵先生放滇南时,双结簪花,数女子持尊踏歌行道中,偶为小景识之。洪绶。”正是因为杨慎有“流氓”气质,所以他才能兴趣广泛且敢于创新,得以在诸多领域作出“百科全书”的贡献。其为人“天禀倔强”,这可以从其临终时《自赞》的“临利不敢先人,见义不敢后为”看到。鲁迅当年为郭沫若画像为“才子加流氓”,虽有调侃之意亦不乏赞许之情,[1]故于此借用。
杨慎簪花图(明·陈洪绶绘,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当朝首辅的公子、本人的状元身份、公众视野中的青年才俊等,这些都奠定了杨慎在正德、嘉靖两朝的文坛泰斗和学界领袖地位。他早年的疏奏《丁丑封事》(1517年)指责正德皇帝“轻举妄动,非事而游”,规劝皇帝“偏听生奸,独任成乱”,以“古之圣人必谋于众”倡言开明政治等,显示出参与国家大事的宏伟抱负。在思想文化领域,他首先批判了当时处于主流的程朱理学和心学,反对空谈心性,主张从事物本身去寻求自然发展的变化;又认为客观事物互相联系而又互相依存,认为事物存在矛盾斗争,其结果必然是“刚胜柔,实胜虚”;还主张用发展变化的观点看事物,即“世变如轮,无暂停也;人心如波,无少平也”。在观察社会历史发展现象时,他十分强调“势”的作用,即从发展趋势上看问题,即:“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郡县非秦意也,亦势也。穷而变,变而通也。”他重视实践经验,认为“见睫者不若身历,胜口者不若目击”,肯定出于天性的生活欲望,及追求物质利益的势利之心,这在其《性情说》中得到集中宣示:“故曰君子性其情,小人情其性。性犹水也,情波也,波兴则水垫,情炽则性乱。波生于水,而害水者波也,情生于性,而害性者情也。观于浊水,迷于清渊,小人也。肫肫其仁,渊渊其渊,浩浩其天者,君子也。合之则双美,离之则两伤。”这些都标志着中国人文主义思潮的泛滥,与当时西方文艺复兴思潮相应和。杨慎在中国启蒙思想发展历程中的价值,被专家概括为:“推崇汉学,反对宋学,尤为斥南宋朱熹,批判宋明理学之先声”。稍后的明代思想家李贽曾写下《读升庵集》,表达自己强烈的共鸣,其《小序》说:“先生之人品如此,道德如此,才望如此,虽游其门者尚不能赞一词,况后人哉。余是以窃附悬仰之私,欲考其生平始末履历之详,时时置几案间,俨然如游其门,蹑而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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