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影视剧的叙事表达与文化传播研究

毋庸置疑, 当今社会人们更多倾向于接受视觉信息。影视剧作为一种文化传播形式符合新时代的传播需求，成为主要的艺术形式之一。一部好的中医药影视作品往往能引发一波“中医热”的浪潮。《中医药健康服务发展规划（2015—2020 年）》明确要求发展中医药文化产业，创作科学准确、通俗易懂、贴近生活的中医药文化科普创意产品和文化精品1。中医药影视剧是创新中医药健康文化传播的重要方式和载体，以中医药文化为主题，将中医药文化与影视媒介相结合，以其为载体实现其自身传播诉求和传播效果的最大化2，使中医药传播内容更丰富、形式更多样、互动性和趣味性更强，是当前“健康中国”的时代背景所需。本文运用电影电视艺术学、叙事学、社会学、传播学等相关理论，对建国以来不同时期的中医药影视剧进行分析，结合各种社会因素考察中医药影视剧的叙事表达变化的原因，并反思其艺术创作与文化传播存在的问题，并给出合理建议。

建国以来中医药影视作品的统计分析

自自从中医药被搬上荧幕以来，中医药的文化形象便成为政治化的社会卫生运动的意义表征3。受不同时期社会因素和艺术表达风格的影响，中医药影视作品产出数量和叙事方式呈现出不同的变化和特征。（图表1）

通过对中医类影视作品的年度数量统计，可以看出1956年电影《李时珍》作为第一部中医类电影，也是1949-1959年唯一一部中医类电影，走出了中医类影视作品的第一步。进入二十一世纪，2000-2009年间中医类影视作品的发展迈向了新的高度，2001年经典巨作《大宅门》以5亿网络播放量，豆瓣电影8.7分的高口碑为新时代打响了中医类影视发展的号角，在这十年内《刮痧》《神医喜来乐》等10部影视作品走进人们视野，拓宽了人们对中医类作品的认识。随后2010年至今，中医类影视作品以更加蓬勃的姿态发展，截止2019年5月已有15部影视作品出品，其中2016年的《女医明妃传》以网络20亿播放量达到一个新的高峰，而今年《老中医》更是引起了巨大反响。

中医类影视作品年度数量统计

不同时期中医药影视作品的主题与叙事特征

中医药影视作品的初创期(1949—1959)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为了展现新的国家形象，电影行业被赋予了重大的历史使命，需要塑造出满足群众对新生政权热情的英雄人物和情感寄托，这一时期，新中国电影确立了“人民电影”的服务对象、叙事构架、历史视角和美学范式，突出人物与伟大实践的题材受到热捧4。1956年，这一年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思想成为引领文学艺术创作的基本方针，电影《李时珍》作为新中国第一部中医类电影，开启了中医类电影的历史新篇章。电影在塑造人物形象的时候，着重强调人物形象的人民大众的阶级特征，强调李时珍的成就离不开广大百姓的支持，反映了从群众中来走到群众中去的特点。这个时期的电影具有浓厚的树立榜样，歌颂时代的特色，无论是赞扬个人面对战争时刻不屈不挠的优秀品质，还是面对天灾人祸时刻的坚定信念，中医电影《李时珍》的出现顺应了人民大众的愿望。

中医药影视作品的停滞期(1960—1979)

文革期间电影事业出现停滞，此时的故事片创作几乎处于空白，人物塑造存在过于神话化的现象，为了宣传教育的需要，刻意升华人物形象，使人物变成了某种价值的抽象符号。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中医药影视剧的发展也出现了停滞。

1975年上映的《春苗》反映了上世纪60年代农村的医疗现状。赤脚医生田春苗开了一家卫生所，但是由于公社医院把控住了医疗资源，春苗没有处方权，导致双方矛盾不断加深，随着情节的深入，剧中不断对医者的本质进行探讨。

中医药影视作品的复苏期(1980 —1999)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电影创作不再局限于某些个人品质，逐渐开始思考人性以及社会压力下人的生存状态。此时的中医影视作品也逐渐走向平民化与生活化，不仅仅局限于一些著名的历史人物，而是以中医医者的个人遭遇与时代特征，冲突与矛盾，妥协与感悟，构成影视作品的内核，此时的中医影视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首先是历史人物的重塑，以电影《华佗与曹操》为代表，通过医者在阶级属性下个人抉择的描绘，探索医者济世救人的精神内核。

接着是以中药、针灸推拿、中医理论作为电影的主要线索，以中医元素贯穿剧情，表达作者观点的电影，以《寡妇十日谈》为代表，通过电影的形式将中医药文化与文学中的各种题材结合，展现人性的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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