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个人的“羌族梦”
“中国梦”一词走红大江南北，对于历史上一直将民族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相连的广大羌族人民而言，“中国梦”不仅是整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也是本民族走向繁荣与和谐的复兴之路。对于他们而言，壮丽而宏伟的“中国梦”就是自己身边一个个实在而细小的工作，一种坚忍不拔的奋斗精神；对于他们而言，富强而幸福的“中国梦”同时代表着本民族未来更加辉煌的“羌族梦”。
杨光成：高举西羌文化的大旗
有这么一位让人永远难忘的羌族老人：为了弘扬羌族的文化，他放弃了升职与加薪提前离休；离休后，他将自己微薄的收入全部用于主编《西羌文化》，一办就是十九年；他创建了国内首个羌学研究民间社团——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羌学学会，一手倡导和组建了国内最大的羌学研究机构——四川省羌学学会，他，便是2011 年已经离去的羌山之子——杨光成。
读杨光成老师第一篇文章时，我已穿越了半个地球。文章出版在1996 年的《西羌文化》刊物上。2001 年我在四川阿坝桃坪买到这本杂志，阅读它则是2002 年为了查阅1952 年一篇关于羌族历史的博士论文在英国去剑桥大学图书馆的火车上。杨老师的文章，留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他对羌族人的热爱和对羌族历史研究孜孜不倦的奉献精神。他不是一位闭门造车的研究者，而是实地考察过羌族以前定居的许多地方，比如甘肃，宁夏和陕西，去寻找羌族的古道，此外我也发现杨老师很重视和其他研究者之间的合作。
在桃坪买到的《西羌文化》和其他与羌族有关的资料，鼓励我自己也开始做一些跟羌族有关的研究，后来我有幸在都江堰跟杨老师见面。杨老师为人谦和有礼，他很热情的欢迎我，也慷慨地为我提供了一些相关的资料。听杨老师热情洋溢地谈论保护羌文化和继续出版《西羌文化》的重要性，他这种对知识的追求和毕生为自己民族文化做贡献的精神让我很是感动!
杨光成 后排右三
我认为杨光成老师所做的贡献已经成为羌族文化保护工作的一盏耀眼的明灯。他几十年以来一直不停地为了羌文化项目募捐和做羌学研究，也引荐羌学研究者们彼此联系。虽然最近几年尤其是“5.12”地震以后想保护和宣传羌文化的人越来越多，但我相信杨光成老师会永远被看作一位羌学研究的开路先锋和一位亲切善良的学者，他给我们留下的丰富的遗产会继续影响和激励未来的研究者。
王治升：让羌族文化永远“活下去”
2012 年6 月，在第七个“文化遗产日”来临之际，“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薪传奖” 颁奖仪式在北京举行。四川省汶川县羌族释比王治升，作为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以其对羌族释比文化传承与发展事业的热爱与付出，荣获了“薪传奖”。
获奖的王治升，是羌族中为数不多的释比之一。“我有责任和义务传承和保护羌族文化，并将自己知道的羌族文化毫无保留地传承给下一代。”这位把羌族文化在自己内心珍存了60年的79 岁老人恳切地说。
羌族唱经大概有几十万字，因为没有文字，全靠师父口传心授。“当释比第一个条件就是要有极强的记忆力。那时候学唱经都是在农闲时，每天晚上，父亲就拿一根筷子在桌子上敲打鼓点韵律，嘴里哼着释比唱腔。父亲唱一句，我就跟一句。”王治升回忆着12 岁时跟随父亲学习释比唱经时的情景。在最初学习释比唱经的7 年中，王治升随父亲一起做过几场大型祭祀活动，慢慢地加深了对释比唱经的理解和认识。唱经难学，释比难做，到父亲去世时，王治升也才学到了释比唱经中的八成。
2002 年，国家民委启动了《释比经典》收集整理项目，王治升与30 多名合作者参与了这一工作，他们寻访每一位在世的释比，并用国际音标把他们的唱经记录下来。王治升说，“现在仅存的释比不多了，他们若故去，羌族文化传承链就断裂了。过去我们还说是抢救，现在必须和时间赛跑，跑得快才能把唱经留住。”2011 年6 月，王治升在汶川县羌锋村成立了释比经典文化学习班并招收了6 名学员，在经费不足的情况下，他带领大家自掏腰包添置设备器材，拍摄和录制了大量释比唱经。对于如何进一步传承羌族文化，王治升有着自己的想法：“应该把口耳相传变为正规课堂教学。通过有效的传习方式，让群众将羌族文化延续下去。唯有此，羌族文化才能体现出‘活文化’的魅力。”
王治升
包希福：把羌医药推向更广的天地
在岷江河畔、九顶山下的茂县，经常能看见一位羌族医生，他身背药篓一面采摘百草悬壶济世，一面隐居草庐潜心研究羌医药。面对日渐式微的国粹中医，他埋头钻研，苦苦追随着祖先的足迹，为的就是发展祖国传统医学，造福患者。他，就是被民族医药界同行赞为“羌医药奇才”的包希福。
1957 年12 月20 日，在九寨沟县一户普通人家里，一个男孩呱呱坠地，他就是包希福。那个时代的九寨沟县交通不便、生活环境极其艰苦。儿时的包希福经常看着母亲被胃病折磨得死去活来，父亲也被病魔纠缠得痛苦不已，年少的他发誓将来要当一名医生，为父母亲解除病痛。怀揣这样的梦想，包希福发奋
